都市暴力地理學

文:陳劍青 (本土研究社研究員)


根據美國地理學者Tony Weis所做的研究,過去數年內有多過30個國家,都曾因食物相關的問題而引發騷亂。從價格、安全、生產到販售的食物危機,都是牽涉普遍人民生存底線的課題,故此我們實不需太意外,初二旺角因一串魚蛋而引發起的警民衝突,其實只不過是離地的城市管理者根本不清楚,食物販賣一直都是極為易燃的「火藥庫」,稍為激化已夠觸發城市內積案如山的社會矛盾,這個道理全球經驗已有充分提示。

事實上在過去一段時間,社會已普遍出現一種「不公義的都市化」(Urbanization of Injustice) — — 不公義事件伴隨著城市發展而來。我們不僅在說諸如新界東北、高鐵撥款、重建收地、官商勾結、中港融合等積怨良久的都市發展爭議,令社會不公情緒已經水銀瀉地好一段日子,研究香港城市發展的台灣學者黃妤楣新作《Urbanizing Carescapes in Hong Kong》,也觸及到近年一些本地甚少發覺的城市變化,一種全球化城市裡城市空間的專才化 (expatriation):尤其自2000年後,香港開始有不少外資將舊區重建後翻身成各種服務全球流動階級的服務式住宅,讓大量原有低下層生活的市區空間成為新金融投資熱點,無形中把拉高的地租轉嫁給普通小市民。各式各樣奪去普通市民生存空間的城市化進程,客觀地將愈來愈多的香港市民拋向愈益絕望的生存境地,許多時候連困在局中的小市民也不自知,憤怒無處宣洩。

於是,暴力也會因而都市化 (Urbanization of Violence) — — 愈來愈多暴力事件將發生在我們的城市生活空間,暴力成因亦有著更為明顯的城市輪廓。近年不少國際大城市都相繼出現大規模騷亂,曾有英國地理學教授就著2011年的倫敦騷亂分析空間數據,發現有近半的騷亂者都集中居住在全城最貧窮那10%的地區,清楚展示出有關騷動的城市地理含義,使英國社會要對暴力與日常生活面對的城市問題不能再分割討論,讓各種邊緣化的城市問題重新放在社會討論日程。

如果我們願意攤開一張城市暴力的歷史地圖,也會觀察到一個明確的地理演變:十年前的暴力主要零聲地分佈在都市邊緣,如鮮人關注的收地收樓場合、深夜街角、村屋家中甚至山野地方,現時的暴力已傾向發生在節日假期與公眾場合 (包括「私人地方」)。另一有趣現象是,每個城市都有獨自一套的「犧牲體系」,即暴力源於制度、警暴、剝削與不公,被犧牲的往往會是他者,歐洲城市較常是以種族及警權衝突方式爆發,而香港的他者往往就是「廢青」、「政黨」及移民。這亦會導致騷亂發生的地方有所不同,往往不會在財富集中的半山區、象徵權力中心的政總或是金額中心的中環,而是發生在基層所熟悉的旺角。騷亂作為一種地理現象,究竟這意味著什麼? 是社會的憤怒不介意由隱閉地方走到公共空間﹖當中必然需要更深入的事件調查,認真剖析因果,而非為著權力鬥爭而急於定性事年為「暴動」,或是將至今的面目模糊的市民簡單定性為「暴民」、「禽獸」,這是對事件最不負責任的態度,亦無助於解決問題。

無論如何,這種對城市暴力的地理視野,是社會克服對暴力的無知與恐懼的法門。然而至今社會不論左中右,似乎大都對這種暴力事件只有情緒化的反應,一看到暴力畫面就已經思想癱瘓,不只是對暴力的廉價譴責,有時更會「Blaming the Architect」,指舊有城市街道設計「本身」會助長暴力,從而合理化更大的城市重整計劃,讓不公義伴隨城市化繼續蔓延,無法認真細察到當中「暴力」的構成、其內容及與我們城市的關係,而後果將會比騷亂本身更加危險。

文章見載於《號外專欄》POWER AND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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