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地產霸權時

文:陳劍青 (本土研究社研究員)


被問及政績如何,特首梁振英說他上任後,自滿地說香港再沒有人說「地產霸權」。但如果香港真的再沒有地產霸權,又為何普遍香港人生活還是這麼艱苦?

所以按道理,香港面對的霸權問題並沒有真正解決到,只是不斷被轉移、錯置與拖延。轉移視線的過程中需要創造新的假想敵,讓人覺得責任不在自己的一方,於是近年開始出現兩個詞彙:「環保霸權」與「民主霸權」。新的霸權想像可讓市民覺得香港的房屋問題不再是每年大部分土地傾向分配給發展商建私樓豪宅圖利,不再是地租壟斷及房屋金融化的惡果,而是歸因於一群邪惡的「環保分子」透過司法覆轍拖延了各種發展規劃的進度,還有各式各樣的受西方勢力操縱的「民主程序」拖延了發展,這被認定才是真正的大奸大惡。

儘管本身「司法覆轍」對於整個問題只是九牛一毛,或者「民主程序」本應就是給予市民參與及防止政府行政霸權的基本承諾,但只要找人一起集體傳媒大合唱,原來就可成為香港人住屋問題的代罪羔羊。本來「環保」與「民主」作為制衡地產霸權的兩種精神與實踐,今天卻成為「霸權」本身,構成了香港土地爭議最本末倒置的風景。

或者有許多人不知道,現任特首梁振英作為八十年代最早將香港地產模式引入中國城市體制的先驅者,教曉中國開始在城市賣地,以批租土地及土地規劃方式推高土地價格及製造土地市場,三十年來孕育了多少中資地產富豪、透過房地價上漲獲取暴利的暴發戶,形成中國大城市的居住問題、空置鬼城及當下空前泡沫,步向城市土地壟斷之路。一個會輸出這套「成功經驗」的人,你會相信他會挑戰地產霸權嗎?

這裡涉及到一個城市規劃倫理裡一個關鍵的課題 — — 偽善意識。在現代城市發展中,規劃者的角色往往會以一種「仁愛之權」(benevolent power)的姿態降臨,例如近年為了合理化大肆開發,我們的城市創造了一個名為「人均居住面積」的空間概念,指香港每人平均居住面積只有161平方呎 (而我不知道找劏房戶與豪門加起來再除開的數字,究竟有何意義……),比起世界不同地方為少。然後,規劃者便會以關愛之名,為著更多香港市民「住大啲」,故此未來更應該加大現時土地發展的規模,供應更多土地給予發展商興建私樓住宅。

但如果要從政策角度認真關注令市民「住大啲」的問題,不就應該訂立落實指標,優先為低於平均數字的居住人口提昇他們的居住面積嗎? 沒有。為何「人均居住面積」僅僅就只是一個用於合理化移山填海的土地開發的說法,究竟他們是否渴望真正解決問題,抑或是以公眾利益與理性之名,借來重新包裝當中各種土地發展與工程利益呢? 這種純粹表示關注而非真實解決問題的態度,將私利混和在公益的幌子裡,專業知識淪為服務利益的修辭,稱之為偽善實不為過。

面對社會普遍住屋問題,常聽到有些人或因已經事不關己而會弱弱抱怨,說香港太多爭議,正在蹉跎歲月。但事實上,房屋問題久久解決不了,就是因為爭議得未夠徹底及普遍,未有把問題推往不得不正視的高度。民間不只需要以表達理據事實,還要對當下問題做到一種全面徹底的批判,更要將破除阻礙帶來真正改變的偽善意識,才能根本地動搖整個龐大的地產利益的分配機制,才是真正告別地產霸權的遊戲。

在此意義下,我們一眾關心城市問題的朋友,近年在做的土地、規劃及房屋研究報告 (包括《不是土地供應》、《供不得其所》及即將出版的《棕跡》),雖一定程度引起公眾關注,但仍然遠遠未夠挑戰到地產霸權的運作。我不希望新的研究會成為Just another研究題目而已,做到向自己交代的程度就算,難道這又何嘗不是另一種形式的偽善? 是為自警。

文章見載於《號外專欄》POWER AND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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